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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是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走过的第20个年头。
  1997年,国务院颁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这是我国构建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体系的起点,该条例也成为日后国内植物新品种保护实践最重要的法律依据。早前相关机构发布的《中国农业知识产权创造指数报告(2017年)》显示,自1999年至2016年底,我国共受理国内外植物新品种权申请18075件,比去年同期增长16.23%。
  植物新品种权,指的是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完成育种的单位和个人对其授权的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与大众所熟知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一样,植物新品种权同属知识产权范畴,是农业知识产权领域的一大重要分支。
  然而,走过20年的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依然面临着品种保护意识薄弱、维权举步维艰、市场转化不足的问题。
  10万元买来“黄花水仙2号”   在经历了多年市场低迷后,漳州市水仙花研究所和龙海市百叶水仙花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张益强打算通过独家经营一款黄色水仙花,打开市场新局面。但现实或许还存在变数。
  今年10月18日,作为一家民办非营利性机构,漳州市水仙花研究所与福建农林大学签订了一份《品种使用权转让合同》。按照协议,张益强方用10万元的转让费以排他方式,获得“黄花水仙2号”的品种权。后者是福建农林大学园艺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历经近30年选育的新品种。2012年3月,该品种获得福建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
  从彼时起,张益强就多次与育种团队接洽、议价,希望买断“黄花水仙2号”。“水仙花市场太久没有出现过新品种了。”张益强深知新品种对漳州水仙花行业的重要性。
  作为国内水仙花主产区,长期以来,漳州几乎只生产单一品种金盏。“同质化竞争,相互压价,市场逐渐被做烂。”张益强以最能体现平均市场行情的20粒装水仙花为例,去年田间收购单价低至0.5元,今年虽然行情回暖至2元多,眼下却有价无市。
  按照张益强估计,目前漳州超过90%的水仙花种植户处于亏损状态。无利可图的花农纷纷放弃这一传统产业。尽管当地政府早已启动水仙花原产地保护,但全市水仙花种植规模依然逐年减少,从高峰时的过万亩锐减至4500亩。
  “水仙花产业颓势成因复杂,但品种创新乏力,不可忽视。”10年前,以张益强为代表的漳州水仙花业者便开始复兴一度濒临灭绝的复瓣品种——百叶。目前,百叶的市场价格为普通水仙花的3倍,产量占比约3%。同时,张益强累计引进国内外水仙花品种近50个,期待能够从中选育优良单株,但至今未有成果。
  因此,在花色、花期等方面特性显著的“黄花水仙2号”,引起了张益强的注意。这个被寄予厚望的新品种,目前市场单价(一粒)近百元。张益强计划,独家生产经营,严禁他人未经授权扩繁,避免重蹈金盏的覆辙。
  然而,张益强还要完成更关键的环节——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
  植物新品种权属知识产权范畴,指的是经国家农林部门授权,育种方对一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使用权,类似于专利制度。但现实情况是,“黄花水仙2号”仅仅通过了省级品种认定。
  “目前,业内存在大量审定、认定品种的转让,但这仅仅是一种市场准入制度,是确定某一品种能否在一定区域内推广的行政管理措施。”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敏认为,张益强无法从法理上排除他人产销“黄花水仙2号”,日后出现侵权扩繁,也难以依法维权。
  对此,福建省农业厅农业发展科负责人谢特立、负责“黄花水仙2号”育种的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晓静,均有不同理解。在他们看来,在品种审定或认定后,育种者便享有知识产权,问题同样在于,日后维权缺乏足够的法律保障。
  漳州钜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华珍长期关注农业知识产权领域。她认为,“黄花水仙2号”的转让,实则是物权而非品种权的转移。“受让方从育种者处获得了优质种源的所有权。”胡华珍表示,要想获得市场独占使用权,依然需要获得植物新品种授权。而这也是业内的一贯做法。
  所幸,按照现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张益强依然可以在有效申请期内,向国家农业部新品种保护办公室为“黄花水仙2号”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
  20年来全省仅34个花卉苗木品种获授权   在宋敏看来,“黄花水仙2号”分歧的背后,是长期以来业内对农业知识产权的误读。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在国内已走过20年历程,却远未深入人心。
  1997年10月1日,《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正式施行,成为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起点。同年,农业部与国家林业局分别成立植物新品种保护管理机构,分别负责草本与木本植物新品种保护管理工作。去年修订实施的《种子法》,将植物新品种保护单列一章。
  台商黄瑞宝是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积极实践者。2005年,他进驻漳浦台湾农民创业园,开办钜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引进蝴蝶兰项目。作为大陆少数从事蝴蝶兰育种的企业之一,钜宝饱受品种盗繁之苦。
  有感于此,黄瑞宝开始推动蝴蝶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2010年,在两岸业者共同努力下,蝴蝶兰属终于进入第八批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这也就意味着,蝴蝶兰育种人终于可以依法申请植物新品种权。
  尽管此后至今不过7年多时间,但黄瑞宝及其公司已有23个蝴蝶兰品种获得植物新品种授权。在国内,其蝴蝶兰新品种授权量仅次于浙江森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同时,引人注目的是,国内植物新品种授权具有高度集中性。
  以我省花卉苗木产业为例,记者查询农业部与国家林业局官网后统计得知,截至目前,我省共有34个花卉苗木品种获得植物新品种授权,钜宝一家的占比便接近70%。
  此外,数据也显示,我省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意识开始加速进步。这34个植物新品种授权中,今年初以来授权量便达到25个,包括22个草本花卉与3个木本花卉,后者是我省首次获得木本花卉植物新品种权授权。
  今年年中,漳州市林业局曾开展全市林业植物新品种权实施情况摸底调查。结果显示,全市仅有钜宝与欧中(福建)植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心获得植物新品种权授权。
  “目前,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比较薄弱。”漳州市林业局科技站提交的摸底调查报告作了这样的总结。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宣传不足,申请手续繁琐、费用高,缺乏激励机制,财政投入不足,是这份报告主要反思的因素。需要注意的是,今年4月起,国家已取消植物新品种权申请费、审查费与年费。
  对此,业者有类似的感受。
  “培育一个蝴蝶兰新品种至少需要6年时间,而申请新品种权少则又要3年时间。每年,我们需要栽种10万株实生苗,从中挑选优良单株,以单价13元计算,光是育苗成本就不菲。每年,我们育种投入超过200万元。”胡华珍说,加之市场具有不确定性,最终能在市场上跑量的品种屈指可数。
  陈晓静则道出了高校育种者的尴尬处境。“在现行评价体系下,如果一心育种,你可能连职称都评不上。”陈晓静说,更何况,品种选育需要大量经费支持,光是生态试验就要在5个试验点连续开展3年,每个点至少需要6亩地。正因如此,年轻的育种者越来越少。近30年来,陈晓静所在的水仙花育种课题组,只有她一人坚持至今。
  艰难起步中的新品种维权之路   今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花卉园艺展览会上,钜宝联合两家友商向蝴蝶兰从业者发出维权倡议,并与福建天衡律师事务所签订《“植物新品种权”维权战略合作协议》,同时以30万元启动资金成立品种权维权基金。发起人的初衷是,抱团取暖,共同倡导,舆论施压,联合维权。
  这被视为花卉行业的创举,其背后则是困扰业者已久的新品种维权困境。
  “蝴蝶兰品种侵权几乎无技术门槛,只要获取植株花梗芽或组培苗,就可通过无性繁殖大量扩繁。国际粮食蔬菜种植领域惯用的放射性处理以杜绝盗用与复制的模式,在以无性繁殖为主的花卉业,还存在技术障碍。”黄瑞宝称,大量盗切扩繁,一方面导致多代繁殖后品种迅速老化,危及市场口碑;另一方面,市场供应过剩,新品种一推出,便历经市场炒作、价格虚高、盲目跟风,而后价格猛降,品种的市场周期大为缩短。
  黄花红芯形态的富乐夕阳,曾是钜宝推出的蝴蝶兰大热品种。但2014年,由于市场盲目扩繁,大量上市,一时间供过于求,市场一度陷入滞销。钜宝紫水晶、钜宝红玫瑰等蝴蝶兰品种同样深受其害。
  但无奈的是,即便获得了新品种授权,维权之路依然举步维艰。
  国内对于植物新品种权维权的启蒙,可以追溯至2010年轰动一时的红肉蜜柚植物新品种权属案。该案件为当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10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之一。在这起案件中,林金山以红肉蜜柚植物新品种种源发现人的身份,状告福建农业科学院果树所,要求判令其为该品种的品种权人,最终获得支持。
  2016年审定的“美人榆”维权案,则是品种权人状告盗繁者的第一次司法实践。由此,业内将这一年认定为国内花卉领域的“维权元年”。
  由于景观效果好,美人榆被各地大量生产、繁殖和交易,造成对育种者权益的侵害。尽管历经4年半的维权长跑,品种权人终于胜诉,但艰难维权过程中所暴露的侵权主体难以确定、取证难度大、证据固定难等问题,让同行们心有余悸。
  “遇到品种侵权,我们往往是哑口无言。”黄瑞宝说,侵权者组织形式各不相同,既有企业也有个人,企业往往以化整为零的形式,通过委托农户种植的方式逃避责任,而要起诉分散的农民并不现实。在销售种苗的过程中,还大量存在使用虚假或不规范名字的情况。而在跨地域维权过程中,由于地方保护的存在,品种权人往往难以获得地方行政执法方面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司法维权周期过长,“等到官司打完了,可能这个品种已经退出市场了”。
  正因如此,多年来,黄瑞宝从未采用司法途径维权,其维权方式大多止步于劝说。而今,他希望以发起维权联盟为契机,通过圈子的影响,向侵权者施加压力。目前,黄瑞宝手上已掌握了一张包含逾10家侵权企业的清单。一批响应者也即将成为新的盟友。
  面对植物新品种侵权乱象,官方也有回应。今年5月至10月,福建省林业厅便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打击侵犯林业植物新品种权专项行动,指向的正是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产销林业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假冒林业授权品种等违法行为。
  10万元买一个品种贵不贵?
  同样正在觉醒的还有育种者的市场意识。
  陈晓静所在的团队,最初并未打算有偿出售“黄花水仙2号”,而是希望向种植户无偿推广种植。最终达成转让协议,也是出于高校科技成果转让指标的压力。但在转让环节,如何给品种权定价,却缺乏可供参考的行情与价格机制。
  “黄花水仙2号”的选育最早始于1984年。当年,福建农林大学漳州分部开始采收黄花水仙的种子播种繁殖,而后历经优良单株选育、染色计数、核型分析、同工酶分析、PAPD分析和基因组原位杂交等研究分析,以及多年栽培试验,最终选育成功。
  “10万元,确实难以体现育种者的付出与成果。”多年来,钜宝同样向市场转让了多个蝴蝶兰新品种,在胡华珍看来,转让价与研发投入不匹配的另一面是,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市场与消费喜好通常是捉摸不透的。对于受让方而言,越高的价格便意味着越大的市场风险”。
  因此,在品种买断之外,业内开始尝试更多元的市场运作模式。今年9月,欧中(福建)植物技术有限公司培育的百合新品种——白色加农与朝霞,获得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授权。企业负责人谢松林构想了两种商业模式:“一方面,我们自己扩繁育种,向市场出售成品切花;另一方面,我们计划在本地扶持一到两家合作社,既可以以订单农业的模式回收成品,也可以依据种植数量向种植户收取授权费。”实际上,品种权人提供品种亲本,对方根据种植规模支付授权费,或根据销售规模按一定比例返还销售所得,已经成为目前花卉品种市场的主流模式。钜宝公司的实践是,向种植者收取每株0.5元的费用。此外,品种权人以品种权入股,与企业共担分享,也在业内有所实践。品种拍卖会同样日益流行。2016年,第二届中国国际园林植物品种权交易与新品种新技术拍卖会上,广州一家企业以2900万元的价格,拿下棕榈园林四季茶花新品种10年内在全球市场的商业开发权。而那场拍卖会,最终落槌价总价达到3900万元。
  对于植物新品种保护,谢松林还有更多期待。“种业发展,兹事体大,这个过程中需要解决更多技术、法律与商业问题。”他认为,政府主管部门应该有更多作为,对农林行业的整个产业链条进行梳理,让每个环节的从业者利益都能得到保护,脱离产业链的健康有序发展谈品种保护,并不切实际。(记者 张辉 通讯员 周志荣 洪锦城 郑爱国)

编者按
自新《种子法》颁布之日起,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话题不断升温。众所周知,新的品种权保护制度无论是从法律的效力上,还是保护的范围、力度上,都是以前植物新品种保护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所不及的。施行新的法律能给农民、企业带来怎样的益处?冒牌种子面临怎样的重压?众多的法律条款中有哪些精髓?本期热点聚焦为您一一呈现。

农民说——

重罚冒牌货大快人心

韩先秀本报记者杨丹丹

“一些成功的维权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国家对种子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这不仅维护了种子企业的利益,也让我们普通农户能买到更加放心的种子。”当从网上看到一企业侵犯品种权被判赔偿20万元的消息时,安徽省来安县水口镇油坊村农丰植保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郭金龙高兴地说。郭金龙承包了1000亩地,种粮食最怕买到伪劣种子,“平时,我们买种子都是到县里的种子公司或者熟人开的种子店。现在政府关于农业方面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健全,执法力度越来越严,我们种粮食就更有奔头了。”

来安县金桥杂交水稻专业制种合作社制的隆平两优688种子今年喜获丰收。合作社理事长朱广凌谈到打击侵权时表示:“我们最痛恨卖假种子的了,农民眼巴巴的,一年就指望着这田里出收成。偷换品名悄悄销售种子这种行为更是伤害了守法企业的利益。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企业研发品种。国家对这种行为从法律层面予以打击,对营造公平的经营环境是有益的。让我们这些制种企业心里更有底了!”

让法律深入人心

本报记者吴晋斌

谈及新种子法中新品种保护一章时,山西省武乡县三里湾合作社社长暴永清说,“对我们新型职业农民来讲,种地也要合规,要尊重别人的成果,学会有偿使用。”

“其实吧,这是个好事,每个人都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就是给自己创造了一个诚信的环境,有了好的销售环境,就能降低仿冒品种对农民利益侵害的概率,这就要求政府不能只出台法律,还要普法,让这个规定深入人心。”

武乡县三里湾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成立于2007年1月,几年来合作社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26户发展到286户,辐射区域里仅有机种植基地就有10000余亩。种植有机黄小米、有机黑小米、有机黑花生、有机红花生等小杂粮作物。

“我还有个困惑,比如,我的小杂粮种植,大多数是常规品种,如果我使用了申请保护的新品种,第二年的自留种、别人买上去当种子用,会不会涉嫌侵权,会不会给一些想侵害农民利益的人带来借口?”暴永清说。企业说——

垦丰新品种维权又胜一局侵权企业被判赔偿20万元

郑玉红

黑龙江省绥化某种子公司未经黑龙江农垦垦丰种业有限公司许可,以“育选7”的名义销售“垦稻12”。被垦丰种业起诉至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后经省、市两级法院审理,支持了垦丰的诉讼请求,依法认定绥化某种子公司销售“垦稻12”是侵权行为,判令该企业停止生产、销售,并赔偿垦丰种业经济损失20万元。

“垦稻12”是垦丰种业享有独家生产经营权的水稻品种,2003年通过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品种名称为“垦鉴稻7”。同年5月申请植物新品种权,2006年授权,品种权号:CNA20030138.1。2006年2月,该品种通过黑龙江省农作物审定委员会审定,名称变更为“垦稻12”。

2014年种子销售季节,绥化某种子公司销售“育选7”,工商局在市场查获并取样送检后,农业部谷物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哈尔滨)判定送检样品为“垦稻12”。垦丰种业随后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植物新品种权侵权诉讼,并出示大量证据,要求侵权人赔偿损失。法院经审理确认了垦丰所述的事实,依法认定绥化某种子公司未经垦丰种业同意,销售“垦稻12”是侵权行为,判令该企业停止生产、销售,并赔偿垦丰种业经济损失20万元。该企业不服,上诉至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仍然认定绥化某种子公司实施的是一种侵权行为,因此驳回该企业上诉、维持原判。

目前,垦丰种业通过法院的强制执行,已拿回所有赔偿款和诉讼费用。垦丰种业表示对于此类侵权行为,公司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不惜一切代价严厉打击,维护自己和农民朋友的合法权益。

点评

当前市场上还有一些企业和个人,仍在以种种不法方式,实施侵权行为,并侥幸地认为,只要不以品种权证书上的名称生产销售,就很难被追究责任。此次垦丰种业维权胜诉说明,无论不法分子采取何种手段,都难逃法律制裁。任何企业与个人都该铭记,遵纪守法是企业生存、个人发展的底线,所有违法行为都无法蒙混过关,最后都将害人害己。
律师说——

新法提升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

梁顺伟

新《种子法》将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单列一章,并在法律责任上对植物新品种保护作出了详尽规定,梳理新品种保护制度“亮点”,正确理解法律规定,有助于提升行业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

●品种授权才保护,企业应有权利意识

《种子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对国家植物品种保护名录内经过人工选育或者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改良,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和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由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授予植物新品种权,这一原则告诉我们,法律权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企业对于自己选育的、具备植物新品种属性的育种成果,应当向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提出请求。如果因自己怠于申请,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育种者自己承担。另外,品种授权才保护,与品种授权后的追偿权制度并不矛盾。《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品种权被授予后,在自初步审查合格公告之日起至被授予品种权之日止的期间,对未经申请人许可,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单位和个人,品种权人享有追偿的权利。显然,追偿权制度是一项事后救济制度,并不意味着保护申请公告后品种就会获得保护。

●完成育种的单位或个人是法定的植物新品种权人,育种者应加强权利保护,使“剽窃或盗窃”植物新品种繁殖材料的违法行为无所遁形

法律规定,育种者作为法定的植物新品种申请人,通过授权会当然地取得植物新品种权人的法律地位。这并不限制品种权人通过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让渡自己的法律权利。《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中国的单位或者个人在国内培育的植物新品种向外国人转让申请权或者品种权的,应当经审批机关批准。国有单位在国内转让申请权或者品种权的,应当报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转让申请权或者品种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审批机关登记,由审批机关予以公告。通过上述合法方式,非育种者同样可以获得植物新品种申请人或品种权人的法律地位。

由于一个植物新品种只能授予一项植物新品种权,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同一个品种申请植物新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因此,育种者或单位除及时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或登记外,还应当建立并完善科研管理体制、制度,使自己的成果能够被有效证明,一旦被他人剽窃或偷盗,可以通过权属诉讼制度,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新颖性要求有新规,行使权利应及时

ca88手机版登录 ,新《种子法》特别规定,有两种情形被视为丧失新颖性,一是品种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依据播种面积确认已经形成事实扩散的;二是农作物品种已审定或者登记两年以上未申请植物新品种权的。

实践表明,一项育种成果,最好在品种试验以前或与品种试验同步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如果能及时取得植物新品种权,将有利于品种权人或利害关系人维护品种生产市场和销售市场,延长品种市场寿命。如果将品种审定过程中有关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的测试数据直接拿来用于品种授权,不仅节约时间,还会节约大量成本。

●利用授权品种进行育种及其他科研活动可以不经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向其支付使用费,但科研人员应自律

科研人员应当自律,不以剽窃、偷盗或其他非法手段取得科研用繁殖材料。对于授权杂交种,从市场购买育种材料使用是一种合法的方式,对于亲本繁殖材料,业内可以探索通过协议或向国家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主管部门审核、科研人员承诺等正当方式公开取得。

对于品种权人来讲,既然法律确立了科研活动不侵权的原则,那就应该树立合作、开放意识,将自己的合法权益,留待品种商业化阶段去实现。特别是实行“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以后,科研上的开放、包容、合作态度都会使品种权人获益匪浅。

●品种权人的利益,应服从于国家利益或社会公众利益

《种子法》第三十条规定,为了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可以作出实施植物新品种权强制许可的决定,并予以登记和公告。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不享有独占的实施权,并且无权允许他人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付给品种权人合理的使用费,其数额由双方商定;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由审批机关裁决。品种权人对强制许可决定或者强制许可使用费的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充分利用《种子法》规定的民事赔偿制度,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新《种子法》在侵权民事赔偿方面的规定让违法者付出的代价加大。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被侵权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按照侵权人侵权获利确定。权利人损失或侵权人获利难以确定的,参照该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侵权情节严重的,按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利和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植物新品种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三百万元以下的赔偿。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处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案件时,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并依据货值处以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作者简介:梁顺伟,北京开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专业从事种业知识产权保护12年,其代理的数起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年度知识产权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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